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蘇波15日表示，國務院關于產能過剩的治理方案即將出臺，大幅減少行政干預，規范市場準入將成為政策亮點。這意味著，困擾中國經濟很久的這項“頑疾”將得到全面的治理，而“減少行政干預，規范市場準入”這個政策亮點確實抓住了目前產能過剩的核心問題，解決產能過剩的關鍵在于消除制約市場發揮資源配置功能的消極因素，充分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當然，這就要求政府進一步簡政放權，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和邊界，讓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

       事實上，我國從2005年開始就對產能過剩問題發出預警，時至今日，產能過剩儼然已成為困擾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一大“頑疾”，伴隨著經濟下行的壓力，多個行業深陷過剩泥潭。有統計顯示，我國企業產能大幅度擴張,已占到GDP的70%,而國內消費只有35%左右,剩下35%消費不了的部分就是產能過剩。

       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各種政策也頻頻發布，大到宏觀調控，小到融資門檻限制、產業禁入等，但效果始終不盡如人意。為什么?筆者認為，主要是因為政府對企業經濟行為的過度干預，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功能仍未充分發揮。

       在今年5月份召開的國務院全國電視電話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發表講話時指出，“市場機制本身對經濟運行具有自動調節作用，是能夠調整一般性經濟波動的。如果過多地依靠政府主導和政策拉動來刺激增長，不僅難以為繼，甚至還會產生新的矛盾和風險。”他進一步指出“要下決心進一步打開轉變政府職能這扇大門，把該放的權力放到位，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發展活力和創造力。”

       因此，解決產能過剩問題，需要更多依靠改革和市場力量，只有減少行政干預，完善市場機制，糾正資源錯配和扭曲，才能將被抑制的需求有效釋放出來。

       首先，應加快實施各類要素價格的市場化。能源與資源價格的市場化，以及將對環境的影響納入成本體系，有助于增強對企業的成本約束，鼓勵企業更加集約地利用資源，降低高能耗高污染項目的投資規模。

       其次，需要建立以市場化方式為主的過剩產能清理政策框架。由于過剩產能行業的重資本特質，再大量使用行政手段是不現實的。以企業并購重組的市場化方式去產能，將會是大趨勢，這需要政策面為并購金融工具的創新提供規范環境。

       第三，要打破國有企業對若干服務業，例如金融、鐵路、電信等行業的壟斷，真正降低民間資本進入這些行業的準入門檻，從而為民間資本提供更為多樣化的投資機會，從而降低制造業的過度投資。如果不能放開管制、放寬行業準入，而只是通過行政力“禁止”“懲罰”，那么民間投資要么繼續停留在產能過剩的行業，從而損害他們的投資積極性。只有行政權力真正做到“退市”，進一步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真正做到國有經濟與其他經濟形式一視同仁，才能通過市場手段淘汰落后產能、活躍民間投資。

       當然，靠市場化解產能過剩，并不意味著政府要完全退出。政府也應當運用標準、技術法規來監管行業，加強環保、能耗、安全和產品質量等方面的社會性監管和過程監管，只有這樣，才能徹底解決這一“頑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