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以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要思想進行了系統闡述，對統一全黨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認識，指導各項經濟工作，具有重大意義。

       一、新常態是對我國經濟發展現實認識的創新與飛躍

       新常態的提出是符合經濟規律、尊重經濟規律的直接體現。以工業化為標志，啟動現代經濟增長的國家，總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先行國家，一類是后發國家。在后發國家追趕先行國家的過程中，由于后發優勢的存在，在經濟起飛后，通常會在一段時期內出現高速增長，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與先行國家的差距迅速縮小。但隨著后發優勢的逐步消減，經歷一個高增長階段后，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速會明顯回落，而且回落的時點往往發生在人均GDP達到1萬至1.2萬美元（購買力平價）的階段。德國、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等經濟體的發展，無一例外地經歷了這一過程。中國作為一個快速工業化、城鎮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有自身發展的特殊性，但發展軌跡總體符合經濟發展的這一規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目前人均GDP已經接近1萬美元，經濟增長換擋減速特征十分明顯，這正是由工業化特征下后發經濟發展規律的主導所致。在這個時期，中央提出新常態判斷，強調保持戰略定力，不對經濟階段性下滑采取強刺激，正是按經濟規律辦事的直接體現。
       新常態的提出是深入調查分析和系統歸納總結的結果。針對我國經濟發展出現新變化，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國際經濟秩序正在深度調整重構等新問題和新趨勢，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從執政伊始就從歷史和戰略高度，強調必須尊重經濟規律，堅持問題導向、堅持穩中求進，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自2013年4月開始，初步確立了中央政治局對經濟形勢的季度分析制度。經過深入調研分析，在2013年上半年政治局討論經濟形勢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正式提出中國經濟處于“三期疊加”階段的重大判斷。    
       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討論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稿的會議上，明確強調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仍具備保持中高速增長的良好基礎。從政治高度正式承認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已經下降，中國經濟發展不再也不能追求“超高速”增長。緊接著，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調研時，正式提出新常態重要判斷，強調說，“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為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在2014年第二季度政治局經濟形勢分析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三期疊加”進行了全面系統分析，回答了什么是“三期疊加”，為什么會出現“三期疊加”等基本問題，并強調開展經濟工作必須認清“三期疊加”階段的特征和工作要求。為回應國際國內的廣泛關切，在2014年11月APEC北京峰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從速度、結構和動力三個方面闡述了“新常態”的基本特征。為進一步提高全黨認識，回答在新常態下實際經濟工作還存在不少疑惑，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突出分析了新常態的本質內涵和九大趨勢，并強調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新常態重大思想的提出，建立在深入調研分析基礎上，是及時響應民意，恰逢其時之舉。“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新常態是經濟發展普遍規律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認識飛躍。與國際上近年常用的新常態（New Normal）相比，習近平總書記用“新常態”來概括我國當前的新階段，內涵更為豐富，更符合我國經濟發展實際，更具針對性。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進入深度調整，需求總體收縮，以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總裁埃里安為代表的不少人把這種全球經濟增長的長期低迷（Secular Stagnation），稱為全球經濟新常態。與此同時，國際上還流行世界經濟格局正在進入一種“舊常態”的觀點，主要指當前世界經濟格局發展趨勢，類似1870到1900年的時期。當時美國經濟快速崛起并超過世界頭號強國英國，不久后德國經濟再次超過英國，世界經濟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引發國際經濟秩序調整重構。故而，將當今中國和印度等國經濟快速崛起，世界經濟向多極化方向發展，國際經濟秩序重構的態勢，稱為回到了100多年前的“舊”常態，回到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后期。從中央對我國新常態概括的“三大特征”和“九大趨勢”看，其中既含有國際上經濟增長低迷的內容，也包含世界經濟格局調整的內容，還包含豐富的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的階段特征，是基于自身發展又結合經濟規律的一次認識飛躍和理論創新。理解中國的新常態，不要落入國際上相同詞語使用語境的“桎梏”，要以更寬的視野，更深的哲學思考來認識我國的新常態。

       二、新常態是對我國經濟發展認識的新的“階段論”

       正確把握我國事物發展所處的階段，是黨和國家爭取各項事業勝利的重要前提，也是歷史反復證明的重要經驗。例如，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同志在對敵我深刻認識的基礎上，旗幟鮮明地駁斥了“中國必亡論”和“中國速勝論”，提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戰爭分為三個階段，最后的勝利必定屬于中國的重大論斷，對統一思想認識，制定抗戰階段性戰略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又如，鄧小平同志曾反復強調“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把握住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事關全局的基本國情，為黨后來制定各項路線、方針、政策找到了根本依據。目前，從大的發展階段看，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但內涵和條件發生了變化。正如持久戰中的三個階段間會發生轉換，在我國經濟發展大階段中的小階段已經變化。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發展當前正在進入一個不同以往的新階段。
       新常態是對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高度概括。正確認識新常態的階段性，關鍵是要理解好“新”和“常”的階段特征。新常態，首先強調的是“新”，突出不同以往。與過去30多年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長動力、需求特征、供給條件、風險狀況、競爭環境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都發生了不同以往的深刻變化。新的變化和新的條件，決定了做好各項經濟工作需要有新的認識、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因為新，則求變。新常態中的“常”，強調的是當前的新特征要持續一段時間，具有階段性特點，突出這一時期，經濟動力、結構都會加快調整變化。而結構調整的本質是資源要素的重新組合利用，資產重組調整再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是舊平衡被打破和新平衡重建的過程。因此，所謂“常態”，突出的是新時期“變”和“動”的常態化，動力轉換、結構升級、風險釋放都將是新的常態。運動才是事物存在的常態，新常態并非簡單字面上的新的穩定態、新的均衡態。更何況什么是均衡態，什么條件才能實現，在理論和實踐上都爭議很大。新常態雖在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被系統闡述，但其并非僅僅對中國經濟的年度性判斷，預計將指導和貫穿我國“十三五”，乃至更長期的經濟發展。把握好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新階段，是做好各項經濟工作的基本出發點。
       “新常態”與“三期疊加”階段是包含關系而非承啟關系。在分析當前階段特征時，中央在提出三期疊加的判斷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如何理解二者之間的關系，存在一些困惑。部分人將新常態理解為一種相對較長時期的穩定態或均衡態，進而認為三期疊加是經濟發展由舊常態向新常態轉變的過渡狀態。也就是說，當三期疊加結束后，經濟發展才會進入新常態，故而誤將三期疊加階段與新常態階段理解為兩個前后承啟的不同階段。在我看來，二者都是對經濟新階段性特點的描述。三期疊加，更注重從挑戰、負面因素刻畫，速度放緩、結構調整陣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都需要付出代價，突出的更多是風險和挑戰；而新常態，包含的內容更為豐富和全面，并突出了對正面因素的闡述，在強調風險的同時，更強調潛力和機遇。三期疊加本身就是新常態的表現特征，將來三期疊加的某些特征可能調整弱化，新常態可能還會有其他新的趨勢或特征出現。所以，新常態是一個更全面和動態的判斷，是基于三期疊加判斷基礎上更高層次的總結。在時間上，三期疊加時期屬于新常態時期，二者目前并行，新常態未來持續的時間可能更長。
       新常態是中國經濟邁向更高水平的必經階段。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經濟增速正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益型，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要素驅動的增長轉向創新驅動的增長。新常態自然有新挑戰，但更要看到其蘊藏著新機遇。改革不會總是歡歡喜喜的，要付出必要的代價，有的人利益會受到損失，但大多數人會因改革而受益。經濟結構調整難免陣痛，難免會有企業被淘汰，會有職工失去工作崗位，但調整成功了就會提升資產質量，提升產業結構，并創造出新的工作崗位和更大的價值。一些傳統產業需求雖然飽和了，面臨轉產調整，但一些新興技術、新的業態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現，供給創造需求的空間無限巨大。國際上對我們的出口需求增長雖放緩了，但我們利用裝備能力、產業配套能力和資金輸出等優勢，在新一輪國際分工中，迎來了向產業鏈中高端邁進的歷史機遇，我國產業、品牌、資金和人才走出去潛力無限。保護環境、治理污染表面看會增加成本，但滿足人民越來越迫切的生態產品需求，走低碳、綠色發展道路，環保技術、新能源等領域則會帶來新的增長動力。必須看到，新常態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必經階段，是成長的“煩惱”。

       三、適應新常態的根本出路是改革開放和創新發展

       新常態指明的是變化趨勢而非未來的結果。新常態重在說明我國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和新特征，但并不是新結果。進入新常態不代表經濟必定發展為更高水平。也就是說，新常態調整變化并非指向唯一結果，新常態更不會自然而然地引導經濟成功邁向更高階段，更高水平。其實，追趕型后發國家在經歷高增長后，經濟回落往往有兩種不同的結局。一種是在跨過高收入社會門檻后，經濟轉入成熟階段后的回落，如前面提到的德國、日本和韓國；而另一種則是經濟經歷快速增長后，因為沒有進行有效的戰略調整，以適應變化的新條件和新特征，經濟增長戛然而止甚至倒退，并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部分拉美國家和前蘇東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束，并不意味著中高速增長會自然到來，結構優化升級會自發實現，經濟風險會自行消化。經濟成功邁向更高更成熟的階段，是積極爭取，努力作為的結果。只有抓住機遇，深化改革開放，順“新常態”大勢奮發有為，真正釋放潛力，方可向好的方向發展，否則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塵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沒有。
       新常態下新舊力量將長期并存，原有優勢和新優勢雙輪驅動。中國經濟之所以在過去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一定是中國經濟大方向選對了，一些因素一定會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出現了很多新的特征和趨勢，但并不意味著未來經濟發展將完全不同以往。經濟發展是連續的過程，不會因為開啟了一扇窗，就會關掉一道門。新常態需要新思路和新方式，但不否定那些仍繼續有效的做法。新常態下我國增長動力結構，將既不同于原來快速釋放后發優勢階段的模式，也不同于歐美經濟體主要靠創新驅動和消費主導的模式，而是介于二者之間過渡狀態，呈現規模經濟和結構變動釋放增長效應逐漸減弱，同時質量效益提升和全要素生產率貢獻逐步增強的混合特征。當前我國經濟減速是趨勢性、結構性的，但不會是斷崖式的。因為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尚未結束，地區發展差距巨大，2.6億農民工需要轉變為市民，2億貧困人口（按高標準）需要脫貧，1億城市棚戶區住戶需要新的家園，這些都蘊含著巨大的需求空間。同時，我國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繼續釋放，每年有近700萬大學生畢業，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能力，創新能力不斷加強，新優勢正在逐步形成。新舊優勢與需求潛力結合，一定會釋放出強大的動力，以支撐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
       改革開放和大膽創新是根本出路。經濟發展方式要真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發展動力要切實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在守住風險底線的前提下，最根本的出路還是深化改革開放，大膽試錯創新。要敢于啃硬骨頭，敢于過深水區，加快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推出既有利于短期發展又有利于長遠制度安排的改革舉措。充分尊重和發揮地方、基層、群眾首創精神，從實踐中尋找最佳方案。加大協調力度，強化督促評估，切實抓好改革措施落地。針對世界經濟的新特點和新趨勢，要積極促進內需和外需平衡、進口和出口平衡、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平衡，構建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更加積極參與新一輪全球分工，主動倡議、參與和推動新一輪國際經濟秩序調整改善，為我國經濟發展爭取更為廣闊的空間和更為有利的外部環境。改革開放是高速增長期的法寶，也仍將是新常態下的不二法寶，而且改革開放本身也是持續不斷的創新。新常態下，創新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但創新的難度也越來越大。原有的靠引進技術，資源要素由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靠抓大項目、按照雁行模式發展產業等方式的效果也日漸削弱；在看不清技術突破方向的前提下，政府集中資源強力推進的優勢也明顯減弱。要充分發揮新技術、新思想、新業態和新模式的帶動作用，通過創新促進發展方式轉變。新常態下的創新，更多靠分散試錯，靠千軍萬馬的大眾創新，通過競爭脫穎而出。分散化創新是未來創新的主流，同時一些共性的和基礎平臺的創新，離不開協同創新和融入全球創新網絡，一些關鍵創新離不開集體攻關。需要將個人激勵和集體協作有機結合，去激活我國各種創新要素的潛力和活力，推動我國經濟向更高更成熟階段平穩邁進。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