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發表演講時指出，中國經濟之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后取得高速增長，根本原因是成本降低。但從2007年到2015年，中國經濟呈下行態勢，年增長率從14.2％下降為6.9％，問題不容忽視。
       他表示，進入新一輪改革開放，中國的成本再度走高。我國目前在全球市場中的狀況好比“三明治”——夾在發達國家與新興發展中國家之間，一方面不具備發達國家的前沿技術，一方面市場成本大幅上升，與新興發展中國家相比已不具備絕對優勢。周其仁認為，進入2017年，中國經濟仍然需要堅韌不拔地推進改革。
       以下為周其仁的演講實錄，由思客編輯整理：
       國際形勢：外需萎縮，逆全球化
       怎么理解中國經濟從之前的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的增長？首先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兩個經濟體，一個富有，一個貧窮。富國是10萬元資本，300個人。窮國是10元資本，3000個人。前者類比是歐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這兩個經濟體中間之前有一道墻隔開，大家各過各的日子，窮就是沒資本，沒資本就沒有提高生產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經濟進步就很慢。富國資本雄厚，可以轉化為生產力，所以貧富差距會拉大。
       現在把墻打通，就是改革開放，把這個壁壘打開。打開以后：兩個經濟體加到一起算，資本總量就變成10萬零10塊錢，人口總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對比例都發生了變化，用我們熟悉的話就是“競爭格局發生了變化”。
       第一，富國的資本總量只加了10塊錢，但是人口總量加了3000人來搶，原來300人用10萬塊錢，現在3300人用10萬零10塊錢，所以資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為什么全球化以后，華爾街可以賺到很多錢，道理就在這里。
       第二，富國有科技，3300人來搶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國經濟的麻煩是，現在有3300人一起競爭工作機會，勞動者的競爭加強了，這個過程中，富國的勞動者藍領、下層白領難受了，因為他要面臨3000個原來收入只有1塊錢力量的沖擊。所以發達國家失業率，特別是年輕人的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
       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二戰后發達國家的橄欖型社會結構被破壞，全球化以后兩極分化嚴重，基尼系數上升。華爾街、硅谷賺到了大錢，但有一大群人很失落，制造業工人、中下層，在全球化過程中面臨的壓力要超過他們得到的好處。當然好處也有，就是中國的產品很便宜，美國享受到了穩定的物價，所以，窮人實際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會那么嚴重。但是和華爾街、硅谷一比，相對收入的落差就出來了。
       發達國家都是這樣，二戰后高的基尼系數降下來，又回上去，然后就帶來了社會矛盾。因為很多美國的大媽大叔，不懂金融，也不懂高科技，人數上又是大頭，就會有憤怒感。
       現在的全球化格局，發達國家比如美國的人均GDP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國在提高。所以，特朗普出現了，特朗普的當選反映了一個趨勢：所有大的變化中，并不是每一個人、每一個集團、每一個板塊都可以同等獲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社會矛盾就會起來。
       這里還要談到一個術語：比較優勢。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說的其實就是各國揚長避短，揀生產率高的東西干，這樣整個社會的總體產出就會高。但是薩繆爾森后來的研究結論說這不對，因為中國什么都干，從襪子到汽車，再到飛機，最后大家優勢趨同了，發達國家不知道干啥了。薩繆爾森問道：原來造自行車的現在開始造飛機，那原來造飛機的造什么呢？他的結論就是：在共同的比較優勢下，一方可能永久損害另一方的利益。
       從外部看，我們現在的經濟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縮，如果是主要靠內需發展的國家，那么受到的影響會小一些。偏偏在高速增長當中，我們是高度依賴外需的，那當然影響更大。
       國內形勢：成本優勢減弱，體制成本上升
       其次從內部看我們現在面臨的經濟形勢：成本在變化，并且核心是體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國高歌猛進的全球化，就是因為有成本優勢。改革開放后發現窮就是競爭力，窮就是工資低，工資低就是成本低。同樣一個產品，成本低叫價就低，物美價廉全世界的買家當然買你的。
       但是現在這個成本在變化，勞動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價格都在經濟高速增長中變化。
       成本變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體制成本。
       僅僅把中國崛起歸因于勞動力便宜，不準確，因為勞動力便宜并不能解釋中國的崛起。改革開放前，勞動力更便宜，那個時候沒有中國奇跡，現在看非洲很多國家的勞動力比我們還便宜。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夠變成競爭力，要素變成競爭力首先要變成產品，這個過程需要組織，組織要在一個體系里運行，這就引申出來了體制的問題。
       所以，讓中國經濟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來窮，而是把原來導致窮的封閉變成開放，在開放當中允許組織創新，進行體制改革。有了體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環扣一環。勞動力解放出來去哪里就業？這又逼出了民營企業。產能出來了，市場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談判，2002中國沖進去，把世界市場和原來的障礙打開了。進了WTO，一開始還是“獎出限入”，后來嘗到了甜頭，全部進去了，這才沖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國的成本優勢不完全是原來的勞動力便宜，主要是通過改革，把原來奇高無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來了。
       就是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們的體制成本顯著地降下來了。體制成本下降，加上原來的要素成本低廉，最終構成了后來的“中國故事”。
       但是現在的新問題是成本又上來了，原來的成本優勢消失了。現在我們講成本優勢消失講的都是勞動力、工資在漲，這個問題當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們的體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長當中舉頭向上。
       體制成本上升表現在什么地方？比如對待新科技的態度一波三折，還有城市化，我們的行政區劃是組織化的，浪費了很多設施，我們要跟著人口和資源的流動來發展城市化，人們愿意去的地方應該好好投資，比如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些人不愿意待的地方要還林、還環境，建設特色小鎮。
       2017年經濟的增長靠體制改革和創新
       怎樣確保我們的成本優勢，兩個方法：降低體制成本、創新。
       中國目前在全球市場中的狀況已經變成了“三明治”，我們夾在中間，成本已經頂上來了，市場成本也上升了。勞動力大家都貴，土地也貴，但是我們手里還沒有多少獨特性的東西。
       這個世界上的競爭就兩句話，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厲害，要么手里有獨到的東西。比如美國的蘋果賣到全世界，人們通宵排隊買，這就是他有你沒有。現在中國夾在發達國家與新興發展中國家之間，底下有印度、越南，他們的成本比中國便宜，招商引資的力度也比我們當年強，都學會了。
       在這種情況下，就無可阻擋的發生了整個經濟增長模式的變化。現在要繼續我們的成本優勢，但是成本當中的體制成本沒有改革，光靠民間解決不了。沒有政府主動發起一輪一輪的深化改革，成本很難降下來。
       我們的經驗已經證明，體制成本降低，經濟就會很好地發展，體制成本上升，整個國家民族就會被拖住。所以，2017年要繼續改革突圍。漸進改革的好處就是震蕩低，不是一次性解決問題，但是漸進改革的難處是要“維持漸進”，所以體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體制成本再降下來為止。
       如果這個成本降不下來，那么能不能把成本曲線往右推，盡可能延長它持續的時間。因為這條成本曲線一定會上去的，但我們可以把整個成本曲線往右移，延長成本優勢持續的時間，形成一條長期來看持續有競爭力的成本變動，這是商業世界里頭的不二法門，也是整個經濟體系競爭當中的不二法門。
       降低成本的第一個突圍方向是剛才說的體制改革，第二個突圍方向是創新，通過創新來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進新的產品，改變現有的品質，引進新的生產方法，開辟新的市場，唯有創新才能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
       創新很重要、很偉大，但是創新不是一定會發生的。成本曲線也不一定會右移，否則哪來這么多的過剩產能、僵尸企業，還有病危停滯的企業？創新是有條件的。總之，2017年經濟的增長要靠創新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