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監管機制在企業生態治理方面的效應逐步顯效。日前，一些省份相繼公布了上半年企業環保信用評價結果。本網記者了解到，江蘇省在公布的評價結果中嚴重失信的企業在52加，較輕失信企業在89家，這與上年同期相比，數量呈現出下降趨勢，可見在生態環保中加入了信用聯合懲戒的監管舉措，對企業自覺履行環保義務產生了比較大的推動作用。

轉型升級是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主題，考量這個過程是否有效重要的幾個因素包括高效、低成本、低耗能以及生態環保。長期以來企業的個體利益往往與社會公共利益存在沖突。不過，生態環境治理倒逼企業樹立起正確的生態協同發展理念，企業只有在追求經濟利益與生態環保的社會利益之間尋找到恰當的平衡點才能在產業轉型中占領“制高點”。　　

毫無疑問，生態約束帶來了企業環境成本的上升，減少企業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利益尋租，促進企業改善生產結構，提高技術效率，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業發展層次，這一系列的“蛻變”離不開有效的監管機制。如何督促企業自覺履行社會責任，推動經濟結構優化，離不開以信用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的應用。　　

企業對信用生態聯合懲戒越來越重視，原因在于懲戒手段的靈活性，以及與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密切相關。環保信用評價關系著企業在環評審批、信貸融資、生產技術改造、市場準入等多個方面的切身利益。另外，企業違法成本不斷升高，監管新機制正在逐步扭轉企業在環保領域失信違約成本低，甚至花小錢違法的困局，也讓很多企業嘗到了環保違法時嚴厲的懲戒后果，這些后果并非一次性加載到企業身上，而是在企業經營的各個環節都相應設置門檻，這才是那些惡意在環保領域違法的企業感到可怕的地方。

之前，為什么環境違法行為治理非常難，主要原因在于地方生態環保部門的執法效力非常弱，很多敢于違法的企業基本上都是當地的納稅大戶，他們決定著當地GDP增長的速度，就業量的穩定性，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甚至是某個城市的一張名片。對于這樣的企業，地方有關部門很多情況下是“護短”，這就導致了環保部門在執法時惹不起，而違法成本的低廉因素則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企業通過違法來換取個體利益。更有甚者，個別地方的某些部門長期與這些企業之間存在著利益輸送關系，因此對這種“不痛不癢”的違法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只要不出大的群體性事件，企業甚至可以無視環保法的存在，依然“我‘污染’故我存在”。

不過環境信用評價體系的建立，一改往日環境監管治理中懲戒力弱、手段單一的不利局面，大大提升了執法部門的威懾力，同時也在多個層面推高了企業環境違法行為的成本。這種威懾力來源于三個方面。　　

一方面是信用聯合懲戒機制在環境治理中的運用。在環保行政許可中，如果企業存在違法記錄，將很難再通過這個許可。同時違法企業在上市融資、參與政府項目招投標采購、土地、稅費減免等多個方面被限制。

第二個方面是信用評價制度形成了聯合懲戒效力，也就是“一處失信處處受限”。評價制度以部門協同、信息共享和聯合懲戒等手段形成一個完整的監管閉環，通過對違法企業信息公開、部門共享、依法依規運用信用約束，從而形成整體的威懾效力，讓違法企業無“藏身之地”。　

第三方面是環保信用評價機制形成了一個社會共同參與、跨部門、跨領域的失信約束“鏈條”。這個鏈條貫穿于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有力促進了企業自覺提升環保意識、誠信意識，并共同營造一個良好的環保踐約、誠信守法的良好氛圍。整個社會的大氣候推動每個企業自覺履行環保義務，通過技術提升來增強企業競爭力，而非通過鉆環保的空子來“實現利潤”。　

法律和治理方式賦予了環保失信黑名單強大的殺傷力和威懾力，企業在違規排污或破壞環境時，不得不考慮在多個領域將會付出的“高昂”代價。當前，信用已經融入到企業生產，人們生活的各種場景。優良的環保信用，已經成為企業提升競爭力的“硬通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