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來年經濟是否應“保六”的爭論，有失重心。面對外部沖擊帶來的周期性就業市場承壓，固然要采取適度的逆周期調節。但更重要的挑戰則來自于“十四五”期間外部經濟趨勢和國內人口老齡化。打破行政區劃實現都市圈深度城市化，保護知識產權推動科技自主創新，將是“十四五”期間維持全要素生產率的政策雙主線，而非拘泥于GDP的具體點位。

都市圈深度城市化

下一個五年增長動力何在？筆者認為，深度城市化和科技自主化，是中國緩解內外壓力，在2025年成為高收入國家的出路，而這將主要依賴于打破區域界限的結構改革，基建向數字化城市轉型，以及加快開放。

城市化進入人口老齡化的下半場，應通過積極擁抱新技術、打破舊桎梏，形成連接緊密、智慧管理的五大超級都市圈，加強集聚效應，釋放生產力，維持經濟潛在增速。中國將構建城市化的新道路，通過科技賦能結合制度改革，建成更加快捷、安全、環保、互聯互通的都市圈，打破大城市病的桎梏，提升超級都市圈的人口承載能力。城市化率有望從當前的60%繼續上升到75%左右，增加2.2億新市民。一體化的超級都市圈有助于加強人口和人才的積聚效應，匹配勞動力市場供求，最大化知識外溢效應，促進供應鏈專業化和規模化，并激發不同部門之間的協同效應，從而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在主要經濟體中保持領先。要實現這一城市化下半場，需要三大政策驅動。

首先，都市圈興起，發揮集聚優勢，同時緩解大城市病。鑒于對大城市病的擔憂，特別是一線城市日益嚴重的擁堵和污染，城市化1.0階段戶口限制貫穿始終，且一度聚焦于區域再平衡（即“當地小城鎮化”）。這些舉措旨在縮小區域間差距，緩解人口流向沿海發達地區的壓力，但與正常的經濟規律參照，仍有可商榷之處。典型的例子是，美國多數人口聚居在東西海岸的城市帶；日本和英國的經濟和人口也愈發聚集于首都圈。此外，國際經驗顯示城市大小的分布大致服從“齊普夫定律”——其隱含的規律是，城市擴張速度與規模無關，因為經濟集聚效應往往和相應而生的其他成本相互抵消。根據該定律，中國較大城市的規模實際偏小。

可見，中國的城市化依然有進一步提升集聚效應的空間。筆者認為，城市化2.0將以先進的城際通勤鐵路系統為紐帶，結合區域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改革，模糊傳統行政區劃邊界，在2030年將形成五大超級都市圈，分別為江南（長三角）、首都（京津冀）、大灣區（粵港澳）、湖區（長江中游）及盆地（成渝城市群），平均規模將達1.2億人，接近日本全國人口數量，為中國貢獻75％的經濟增長及過半的城市人口增量。

其次，通過擁抱新技術、新基建，打造更快捷、安全、環保和宜居的智慧城市，顯著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城市化新階段所需的基建投資，除了通勤鐵路，更重要的是數字基建，即新一代信息技術（包括5G、云服務、大數據、物聯網和人工智能），以實現萬物互聯、智能高效的城市生活等。這些數字化軟基建投資還將徹底改造傳統產業的商業基礎設施，有望促進生產力。最佳的例證是，1990年代起美國對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大力投資和推廣使得其生產率在世紀相交的十年創下過去50年的最佳表現。未來，高速城際通勤列車、智能交通控制系統、共享出行和自動駕駛技術等將能有效縮短出行時間、提高道路安全；電動車和清潔能源則將有助減少污染；家居生活方面，智能家電可自行完成繁瑣的日常家務、訂購日用品，并通過新型無人機實現自動配送。學生將通過虛擬現實設備完成家庭作業和與名師實時授課。5G可穿戴設備讓遠程醫療診斷成為現實。

最后，依托土地改革和智能農業的廣泛應用，逐步實現農業更為規模化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轉移農村勞動力。當前我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不及發達國家，碎片化的小農經濟仍廣泛存在。但如果未來十年，通過深化土地改革促進土地經營權流轉和集約化耕種，同時運用物聯網技術實現自動化監測、分析和耕種，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有望將成倍提高。

中國城市化的轉型也體現在政策重點轉變上。中央財經委員會在8月明確提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載體”，多年以來首次強調繼續擴大發達地區大型城市群的引領作用；十九屆四中全會重申“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綜合承載和資源優化配置能力”。政府也通過打破地方行政隔絕、一體化通盤頂層設計的方式，對上述三大支柱給予了有力支持。最近的例證就是出臺《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公共資源的跨域共享。

此外，中國引領全球智能城市群的發展已有較為堅實的基礎：世界最長、最快的高鐵系統，有助于實現城市群內部的“一小時生活圈”；超前的5G規劃和電子商務的高滲透率為智能城市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雄厚人力資本（每年高校畢業生達八百萬、職業培訓發展迅速）可以滿足高附加值制造業和服務業的人才需求。城市化2.0建設的金融風險亦可控：（1）中國現已擁有雄厚的基礎設施基礎，不再需要規模過大的新增投資。據我們估算，2019-2030年間智能城市建設的三大基建（數字基礎設施、高鐵和智能電網）的年投資總額不足2000億美元，僅為過去5年年均基建投資額的10%左右；（2）基建融資方式更加公開透明，地方政府以專項債取代影子銀行融資，市場化改革也將增加特定科技領域的私人投資；（3）城市化建設（如城際通勤鐵路和5G網絡）的資產質量較高。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中國未來宏觀杠桿率將趨穩。

推動科技自主創新

與“鐵公基”相比，5G、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相關的軟基建是城市化2.0的著墨點。若關鍵零件和技術斷供，科技賦能的前景幾何？這就引出了“十四五”期間的另一條主線，即加強“科技本土化”。首先，中國半導體技術供應鏈當前自給率較低：本土的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僅能滿足國內系統品牌（如華為、小米、聯想）不到1/6的市場需求。考慮到全球局勢演變，中國應戰略上尋求軟件設計和半導體芯片制造為一體的自主可控。

且當前中國半導體供應鏈的強弱項分明：在部分核心分工領域，例如集成電路設計、后晶圓代工、外包封裝測試，如能獲得充沛的資本支持，中國企業已證明可以迅速的利用現有的基礎設施、設備和知識專利庫，獲得市場份額提升。譬如，中國已有集成電路設計的優秀企業崛起。然而，最難突破的是輔助產業鏈，比如在IP/電子自動化工具、制造設施、裸晶圓領域，中國大陸的基礎仍然相對薄弱。

歷史經驗和行業特點表明，這幾個領域需要多年的基礎研究作為支撐，才有望逐步提升。中國需要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實現更為開放的教育氛圍和人才引進環境，嚴格保護知識產權，來為釋放人才紅利奠定基礎。此外，中短期而言，中國臺灣企業在這數個領域仍具特殊優勢，具備核心的知識產權、設備和元器件。因此，內地企業需要與優秀的臺灣企業合作。這一過程中，管控好中美貿易摩擦的風險，以防止海峽兩岸的正常科技鏈經貿關系受沖擊，顯得至關重要。

如果能循以上路徑，短中期，通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結構性改革，應對好經貿摩擦，有助于維護好海峽兩岸科技鏈經貿關系，使用成熟技術代替美國芯片，確保5G網絡和人工智能領域的技術進展；同時，中長期大力增加基礎研究和教育投入，以開放的氛圍和胸懷引進人才，尊重民營企業產權，中國的一些系統公司和互聯網公司的自主研發和創新，將有望誕生新型的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并到2025年在5大科技產業可逐步形成自主商業化：NAND閃存，裸晶圓，RF半導體，集成電路設計，和半導體后段制程。

兩大主線將為企業提供三大投資機遇

打破行政區劃實現都市圈深度城市化，保護知識產權推動科技自主創新，將是貫穿未來五年的經濟主線。 兩大主線將為企業提供三大投資機遇：第一，產業互聯網興起。互聯網發展將出現重大轉向，由消費者應用轉向工業應用。預計物聯網設備與軟件市場規模到2030年將增長2倍，從事半導體、物聯網和5G的中國大陸和周邊經濟體如日韓臺的科技企業將成為受益者。

第二，成熟行業數字化。無人駕駛、智能物流、智能電網將加速發展；制造業將廣泛運用自動化、人工智能。大數據金融的受益者很可能包括深耕都市圈、技術領先的市場化銀行和保險公司。

第三，智慧城市新生活。數字化將改變城市生活，利好智能家居、遠程醫療及體驗式服務消費等。 我們的研究預計，至2030年，中國萬物互聯和數據市場的規模將達到1萬億美元，3倍于當前規模；自動駕駛汽車的市場占有率將升至20％；物聯網設備數量增加到人均7部；城際快速通勤鐵路里程較目前增長8.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