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邀請，1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何立峰啟程前往舊金山，對美國進行訪問。

此行，是在落實中美兩國元首巴厘島會晤的共識——巴厘島會晤中，兩國元首同意兩國財金團隊就宏觀經濟政策、經貿等問題開展對話協調。

今年9月，為落實中美兩國元首巴厘島會晤重要共識，中美雙方商定，成立經濟領域工作組，包括“經濟工作組”和“金融工作組”。半個月前，中美經濟工作組和中美金融工作組相繼舉行第一次會議。

此次訪美，有利于加強中美兩國在經濟領域的合作。

玉淵譚天了解到，此行赴美，中方要求美方必須重視中方關切，這是此次交流的前提。

這些關切，需要美方高度重視，并拿出實際行動作出回應。

在中美雙方都官宣此次訪問行程的同一天，《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美國財長耶倫自己寫的文章，她在文章中透露了部分在7月訪華時的表態：

我在北京之行期間向中國解釋，美國的經濟政策，是基于直接的國家安全考慮，而不是為了讓美國獲得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優勢或是打壓其他國家。

作為財長，耶倫負責制定與經濟、財政等有關的政策并提出建議，這其中也包括對華經濟政策。

相同的話，耶倫在4月就說過。當時，她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演講時提到，美國無意損害中國經濟發展，美國對中國采取的有針對性的行動，純粹是為了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

這場演講的主題是“美中經濟關系”，它也被美媒稱為“拜登政府就對華立場最全面的闡述之一”，被視為拜登政府最新的對華經濟政策。而它的實際主旨，直白一點地說，就是安全第一、經濟第二。

事實上，拜登政府上任以來，對華經濟政策的術語一直在變化，從“脫鉤”到“再掛鉤”再到“競爭”，從“小院高墻”到“去風險”再到“友岸外包”，背后不變的，是其所謂的“安全”敘事。

對于美方的表態，中方的態度也很明確。7月，國務院副總理、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何立峰在北京會見耶倫時就提到：

泛化國家安全不利于正常經貿往來。

7月在北京，中方就已經點明了美方的小心思。

在中美經濟交往中，美國長期泛化、濫用“國家安全”，其背后，是美國的霸權思維還在作祟。

中國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美國卻一直將中國視為威脅自身地位的“戰略競爭對手”。美國的世界觀、中國觀、中美關系觀都出現了嚴重偏差，這也導致美國對華政策，包括對華經濟政策出現了偏差。

值得一提的是，耶倫在這次的文章中特別做了反思，稱“我們不應該沉溺于與中國的競爭，以至于被競爭所定義”。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長期關注拜登政府對華經濟政策，據她觀察，拜登政府的確在反思對華政策，尤其是經貿領域對華政策的錯誤，這在實踐中也有所體現。但美國對華的遏制打壓，以及這背后根本性的對華競爭思維并沒有徹底扭轉。現在只能說，有一些向好的跡象。

無論是“脫鉤”還是“去風險”還是“友岸外包”，其實質都是一個詞，“脫鉤斷鏈”。

“供應鏈”也是美方最關注的話題之一。今年以來，在外媒的報道中，平均每個月都會有90多篇關于耶倫談論“中國”與“供應鏈”。

如此煞費苦心，成效幾何？

今年8月，《經濟學人》發表了一篇名為《拜登的中國戰略不起作用》的報道，其中提到，盡管美國采取了一系列“脫鉤斷鏈”的措施，以減少所謂的對中國的依賴，但實際上，美國對中國的依賴“依然完好無損”。

這篇報道中提到這樣一組數據：

2018年，美國從“低成本”亞洲國家進口的商品中，有66%左右來自中國，到2022年，這一數據變成了剛過50%，美國將其中的訂單轉移到了印度、東南亞國家等。

從數據來看，美國的政策取得了“效果”。但報道也提到，數據變化背后的真相是，美國將這些訂單從中國轉給其他國家的同時，接受美國訂單的國家又在將生產轉給中國。

《經濟學人》提到這樣一個案例：

美國商務部就發現，4家位于東南亞的太陽能供應商，只是將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做了微小的改動，然后就出口到美國。這樣，可以規避美國對中國商品征收的關稅。

這種情形還發生在其他領域——墨西哥是在美國“脫鉤斷鏈”政策中“受益”的國家，大量的汽車制造工廠遷往墨西哥，以享受美國減免關稅的待遇。

但《經濟學人》報道中的數據顯示，過去5年，中國對墨西哥的汽車零部件出口翻了一番。

美國實施“脫鉤斷鏈”政策的“初衷”，是將中國排除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之外，進而遲滯甚至中斷中國的發展進程，但它的實際結果，是加深了中國同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系。

美國政策適得其反的原因很簡單：

市場機制是一個良性機制，它能為消費方找到成本最優的供應商，這是市場規律，美國無法強行改變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影響與地位。

美國需要明白，搞“脫鉤斷鏈”，阻擋不了中國的發展進程。

過去半年的中美經貿高層交流中，中方還頻繁提及一個關切，那就是美國的半導體政策。

上個月，美國發布對華半導體出口管制最終規則，在去年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加強了對人工智能相關芯片、半導體制造設備的對華出口限制，并又將多家中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

要理解這些政策，可以參考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說的一句話：隨著技術的進步，美國會不斷更新半導體出口管制的規則，限制中國獲得先進的半導體。

而問題就在于，需要管制的“新技術”包含哪些，什么是“先進半導體”，美國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認定標準，這就留出了隨意追加、隨意限制的空間。

所以，出現了一個滑稽的跡象是，美國在半導體領域圍追的對象，其實反而變成了美國公司：

此前，為了繞過美國的對華出口禁令，英偉達在A100、H100兩款芯片的基礎上只做了簡單的調整，推出特供中國市場的A800和H800芯片。

隨后，美國更新出口管制的規則，將矛頭對準美國公司的這類應對方法。

不久前，美國政府在一封信中告訴英偉達，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銷售高端芯片的新出口限制立即生效。這遠遠早于原定于11月中旬生效的出口管制新規，英偉達50億美元對華人工智能芯片訂單或被迫取消。

但這并沒有阻止美國芯片企業加大與中國的聯系。最近幾天，在上海舉行的進博會上，美國芯片企業美光首次出席，表示美光未來將繼續扎根中國，投資中國，回饋中國社會。美光還表示，已經簽約參加下一屆進博會，期待2024再次相會。

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總裁曾多次公開表示，美國半導體行業需要中國。

一意孤行的美國政府，還要無視美國企業的利益到什么時候？

在對耶倫的社交媒體及相關報道進行分析后，譚主發現，“公平”也是耶倫在談論中國相關話題時頻繁提及的一個詞。

公平，要對中國商品一視同仁。過去幾個月，中美經貿高層的交流中，中方也多次提出對301關稅問題的嚴正關切。

同樣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是中國在美投資企業。

前不久，美國阿肯色州通過一項法律，禁止某些外國公司收購或持有該州的土地。根據這一法律，阿肯色州要求該州一家中資企業出售其擁有的土地和資產。

這家企業被中國公司收購前，已經在當地深耕數十年。

根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到2021年底，在外國投資人持有的土地中，中國占不到1%。

除了這種“1%的針對”以外，美國還以不透明、不公正的行政手段對中國企業在美融資、運營施加全方位限制。

美方迄今將1300多家中國企業列入各種制裁清單。

想要同中方合作，美國也需要給這份清單“瘦瘦身”。

今年8月底，也就是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訪華期間，美媒突然釋放消息稱，雷蒙多表示中國已經變得“無法投資”。

報道里說的是，有美國企業向雷蒙多反映了這一情況，而雷蒙多將這番話轉述給了美國媒體。說這話時，雷蒙多正在北京去往上海的高鐵上，抵達上海后，她參加了上海美國商會的一場活動。

于是，在看到這一報道后，譚主第一時間找到了上海美國商會的負責人。上海美國商會有3000多個會員，是亞太地區規模最大的美國商會，對方表示，沒有聽到有美企說中國“無法投資”的聲音。

“無法投資”還是持續看好，實際行動是最好的證明。

前不久，中國貿促會發布《2023年第三季度中國外資營商環境調研報告》，700家左右受訪外資企業對中國營商環境滿意度總體較高，八成以上對中國營商環境評價在“滿意”以上。

現實面前，美國仍沒有放棄抹黑中國營商環境的意圖。

不久前，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發布分析師報告，稱中國存在數據風險等問題。

但這份所謂的報告中，使用的都是“或許”“可能”“似乎”等不確定表達，援引的都是不具權威性的聲明。這樣毫無根據的指責，無法改變中國依然是全球投資“熱土”的事實。

營商環境不斷優化的中國，吸引力有多大，一個數據足以說明：

今年1至9月，我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37814家，同比增長32.4%。

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而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會釋放更多的發展紅利。

是分享紅利還是憑空捏造、錯失機遇，美國需要好好考慮。

中美經貿領域的高層會晤，也多次提及合作應對全球共同挑戰。

當前全球宏觀經濟金融穩定、氣候變化、債務問題等全球性挑戰日益嚴峻。共同應對全球挑戰，符合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增進世界人民的福祉。

共同應對的前提，是中美雙方承擔好各自的責任。

當前，世界面臨債務危機的風險。研究表明，60%的低收入國家和至少25%的中等收入國家面臨較高的債務困境風險。

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成因復雜，相關各方應各盡其責、齊心協力，共同應對。

中方全面落實二十國集團緩債倡議，緩債總額在二十國集團成員中最大。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非研究所的研究成果顯示，中國在二十國集團緩債倡議中貢獻的緩債額度高達63%。

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還沒有放棄營造中國給發展中國家制造“債務陷阱”的敘事。

美國，需要拿出行動與擔當，中美才能攜手共同應對挑戰。

只有這樣，中美才能穩定市場預期，為投資活動營造良好氛圍，向外界傳遞積極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