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平衡。圍繞“如何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四位權威專家在18日舉辦的“國研智庫論壇·新年論壇2017”上進行了深入解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偉：防范和應對房地產泡沫風險為重中之重
       2017年，針對經濟運行內外部環境的新變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進一步深化。
       去產能方面，要突出處置“僵尸企業”和更重視采取市場、法律手段有效推進低效率產能。當前面臨的問題是2016年下半年以來煤鋼價格上升，企業效益好轉，去產能意愿下降，甚至一些停產企業開始復工。2017年要按照中央的部署，抓住處置“僵尸企業”這個牛鼻子，更加注重嚴格執行環保、質量、安全、能耗等標準，更加強調完善市場機制來淘汰低效率產能，創造條件推動企業兼并重組，妥善處置企業債務，做好人員安置工作。去年，對江蘇、河北去產能的督查，也表明了中央的堅定決心。
       去庫存方面，關鍵要堅守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讓住房回歸人民群眾普遍得以享用的消費品本質屬性。這需要因地制宜、綜合施策，加快構建長效機制。一是中央層面要做好包括稅收、土地、金融等在內的房地產制度頂層設計，健全對地方政府調控主體責任的督查和獎罰機制。同時，賦予地方政府在一定范圍內自主調控權限，提高調控的差異性和精準性。二是把防范和應對房地產泡沫風險作為重中之重。2017年要綜合采取金融信貸、土地、財稅等手段，合理控制流動性，把握好調控政策的尺度和力度，既要遏制泡沫膨脹，又要防止捅破泡沫，引發風險。三是加快釋放農業轉移人口等新市民的住房需求，有序推動去庫存。針對去庫存任務最重的三四線城市和縣城，對購買城鎮商品房的農業轉移人口實行差異化財稅政策。四是加快推動包括房產稅、集體土地入市和住房政策性金融機構等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房地產業健康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
       去杠桿方面，關鍵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2016年9月，國務院出臺關于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提出了23條主要途徑。其中，優化企業債務結構、開展市場化債轉股，以及積極發展股權融資是容易見效的重要手段。在債務存量方面，優化債務結構和市場化債轉股可以減少債務總規模，在增量方面，股權融資加快發展，可以讓更多企業通過股權融資，降低對債務的依賴。另外，引導企業轉向創新驅動，轉變過去的規模擴張型發展模式，也是有效降低杠桿率的重要渠道。
       降成本方面，要著力減輕企業經營負擔，增強我國產業的綜合競爭力。今年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繼續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但是也必須看到，減稅面臨政府支出規模剛性約束、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巨大的挑戰，減稅的空間并不是太大。
       補短板方面，要突出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補短板要從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著手。所謂補軟短板、制度短板，主要就是優化市場環境、加強政府服務，去政府越位與補政府缺位并舉。這方面的空間很大，對于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比直接擴大投資作用更大。例如，在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2016年報告中，中國在190個經濟體中，位列第78位（比2015年提升了6位），與先進經濟體相比，在企業的產權保護、市場監管、企業服務等方面，還有許多改進空間。同時要更有力、更扎實推進脫貧攻堅各項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環節，把功夫用到幫助貧困群眾解決實際問題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進一步打牢企穩回升基礎需要綜合施策
       針對現階段促進潛能釋放、增強內生動力、鞏固經濟企穩回升基礎的問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提出了明確的要求，給出了方向性、原則性的政策。下一步的關鍵，就是要進一步細化這些政策要求，抓好政策落地，使之更具針對性，盡快取得實效。特別是要抓好以下相互聯系的四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更加有效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年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過一年來的努力，應當說取得的成效還是比較明顯的。今年經濟工作會議，繼續把“三去一降一補”作為今年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去年工作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比較多地使用了行政手段，這在一定時期是必要的，但缺點是其效果的可持續性比較弱。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今年一方面要防止已經化解了的過剩產能死灰復燃，另一方面要更多地用市場、法制的辦法推動過剩產能化解工作。這為進一步做好去產能工作指明了方向。結構優化調整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市場優勝劣汰的過程。什么產能是過剩產能、什么企業是僵尸企業，并不是絕對的，更難通過行政辦法簡單認定，需要將政府作用與市場機制很好結合，需要用好政府和市場兩只手。政府工作的重點，主要應當放在嚴格執行環保、質量、安全標準，管好就業，管好系統性風險，其他的事情則應當更多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二是要更加有效地擴大內需。擴大需求，既涉及新動能的培育和壯大，也涉及傳統動能潛力的釋放，既有利于穩增長，也有利于為供給側結構改革創造環境和條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今年要適度擴大總需求，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所謂適度，主要就是不簡單采取大力度地大水漫灌式的需求刺激政策，因為那樣做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會使矛盾不斷累積，甚至延誤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所謂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為主攻方向，也不是不需要重視需求側的改革和管理。實際上，通過需求側改革釋放需求潛力，不僅不會與供給側改革相矛盾，而且能夠相互促進、相輔相成。比如，通過適當擴大民生、交通、水利、環保等方面的投資，補齊這些短板，不僅有利于穩定當前增長，也有利于為今后增長增添后勁，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再比如，通過改革或政策調整，為一些技術創新產品的市場化應用創造環境，不僅能夠激發這方面的需求潛力，也能夠為新產業、新產品的發展創造條件。還比如，通過提高食品等質量安全標準和嚴格執法，增強消費者對我國產品的信心，不僅能夠擴大這些產品的市場需求，也能夠倒逼這些產業的質量升級。
       三是要更加有效地推進改革，促進各項改革舉措落地生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三中全會以來，各項改革全面推進，主要領域“四梁八柱”性改革舉措基本出臺，并且在不少領域取得了比較明顯的進展。但整體來看，改革的實際成效與黨中央的要求，與進一步增強內生動力的需要相比還有一定差距，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出臺的改革舉措比較多，而其落地情況、實際效果還不盡如人意。這既有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難度加大的問題，也需要改進推進改革的具體途徑和方式方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今年要按照統籌推進、重點突破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并確定了今年深化改革的三個重點，即國企改革、財稅改革和金融改革。不難看出，這些方面的改革都是硬骨頭，中央已就改革深化的方向和目標提出要求，下一步的關鍵，是要通過進一步的探索與實踐，盡快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形成共識，取得突破。比如國企國資改革方面，如何按照總書記提出的“兩個一以貫之”的要求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如何按照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的要求完成兩類公司的組建，如何推動重點行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邁出實質性步伐，等等。此外，在改革的方法論上可能也需要進一步優化，比如，如何將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有效結合，如何把握和處理好依法依規改革與鼓勵大膽探索的關系，等等，也需要進一步研究。
       四是要更好地調動人的積極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充分調動各方面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形成推動科學發展的合力。這抓住了當前增強增長內生動力的一個關鍵問題。不論是穩增長還是推改革、調結構，都需要充分發揮廣大干部的積極性。30多年來，我國的高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逐步形成的對各級干部很強的激勵機制。現在看來，這個機制在促進經濟高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對之必須進行改革，以適應新任務、新要求。但在改革中，需要處理好破與立、“堵后門”與“開前門”、約束和激勵的關系，以鼓勵真正干事創業的干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要按照“三個區分開來”的要求，要保護那些作風正派又敢作敢為、銳意進取的干部。只有這樣，才能把大家的積極性真正調動起來，把改革推向深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來明 ：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尋求供給與需求的新平衡
       供給與需求失衡是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緊緊抓住這個主要矛盾，做出了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決策。2016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開局之年，各地區、各部門以三去、一降、一補為抓手，努力推進相關改革，鋼鐵、煤炭去產能的年度任務超額完成。商品房庫存水平持續下降，市場化債轉股和企業兼并重組有序推進，實體經濟成本有所下降，重點領域補短板工作取得積極成效。應該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初見成效。
       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今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全面部署，其中一個重要要求就是，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毫無疑問，把這條主線堅持好、堅守好，事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全局。必須清醒認識到我國經濟運行雖然有矛盾和問題，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因此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下功夫，努力實現供求環境新的動態平衡。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非一日形成。同樣這一問題的解決也非一日之功。這就需要我們恪守滿足需求這個最終目的，瞄著提高供給質量這個主功方向，沿著深化改革這個根本途徑，棄而不舍地進行努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企業一年利息4萬億元，杠桿率必須降下來
       要繼續去產能，特別是要處置僵尸企業。因為僵尸企業是市場失靈的標志，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盡管可能也有產能的周期性過剩，但是很少有僵尸企業。僵尸企業說明沒有一個市場化的出清機制，所以通過處置僵尸企業是要恢復和增強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重建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去產能也要更多依靠市場機制和經濟手段，因為用行政手段去產能去得也快，可能恢復得也快，這是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因為它不是一個有效地出清。所以怎么更多利用經濟手段，利用市場化機制。通過去產能能夠建立一個市場化的，自動的產能退出機制。
       去庫存要轉向三、四線城市房地產的庫存。因為現在真正的壓力是在三、四線，而很多三、四線城市人口是凈流出的，如果凈流出再大量增加房地產供應，這個房子以后給誰住？還有棚改和保障性住房能不能實現貨幣化，也采取適當的措施鼓勵農業轉移人口在三、四線城市購買商品房，這個都可以幫助來去除庫存量。一、二線城市現在矛盾是房價居高，居高了以后土地供應是重要的約束條件。所以從統計來看，因為既然成本差距是有限的，主要是土地出讓金，怎么樣使土地的供應與人口的流動，人口的空間配置相對應，這個是抑制房價過高的重要因素。
       去杠桿第一步是要控制杠桿的增長率，因為新增貸款，在社會融資總規模的增長率都要比GDP要高，包括M2都比GDP明顯高，所以杠桿率短期降下來是不現實的，怎么樣控制杠桿率的增速，再調整杠桿率的水平，調整債務結構，然后再逐步降低杠桿率。當前最迫切的可能第一步是企業的杠桿率能不能有效控制，企業的負債100多萬億，國家基準的貸款利率是4點幾，就按4算，一年支付的利息就4萬多億，相當于2015年GDP增長的增量，相當于全還給銀行。企業的杠桿率一定要想辦法降下來，包括市場化再轉軌，股權融資，也包括對企業的負債能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的約束機制。
       降成本核心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現在很多企業反映，辦事跑斷腿、磨破嘴，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關鍵是要建立正向的激勵機制。
       補短板重要的是補軟件的短板。征信體系能不能整合起來，銀行、稅務，工商、司法、公安、社保，不同的信息能不能整合到一個平臺上，企業、個體能不能建立一個統一的征信平臺，對市場經濟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