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全球出口大國，隨著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客觀存在一些低端制造業轉移到國外設廠經營的狀況，加之此前中美貿易摩擦頻繁，引發了外界關于“中國制造業大國地位可否被取代”的討論。

彭博經濟研究近期發布報告稱，在亞洲，印度和印尼或許可以靠著龐大且低成本的勞動力成為替代選項，但不可否認的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復制中國在經濟轉型中所取得的成功，亦無法比擬中國完善的基建以及強大的出口能力等配套。

而《國際金融報》記者也從不少專家以及制造業者的口中得到一個結論：在亞洲，雖然一些經濟體具有發展制造業，進一步擴大出口的可能性，但中國具有近乎完整的工業體系及其所展示的龐大的供應鏈能力，在較長時間里，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制造大國地位不會被撼動。

圖片來源：中新社

并未出現大規模外資撤離

有關中國制造業外遷的言論已經由來多時，而在當前復雜的貿易大環境下，越發甚囂塵上。

為此，今年7月，在國家發展改革委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孟瑋就“經貿摩擦導致中國產業鏈和供應鏈外遷”的言論作出回應。他表示，從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中國制造業外遷的規模并不大，而且是以中低端的企業為主，對中國經濟增長、產業升級、勞動就業等方面的影響總體可控。孟瑋說，有一些已經外遷的企業因為水土不服，紛紛回流到了國內。

他表示，近年來，隨著國際產業分工和全球產業布局的深度調整，中國制造業已經進入到了轉型升級、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一些企業到國外設廠經營的情況，是正常現象。

“國家發展改革委對這一現象深入調查分析，發現有的企業是考慮要素價格變化情況，向勞動力以及環保等成本比較低的地方轉移。有的企業是基于自身發展戰略的需要，主動積極開拓國際市場。當然，也有極少數的企業是為了規避經貿摩擦的影響。”孟瑋說。

在11月18日商務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再次針對“一些外資企業已經或者正在醞釀將產能轉移出中國”的說法進行回應。商務部外資司司長宗長青表示，總體上看，我國沒有出現大規模外資撤離的情況。

據宗長青介紹，當前確實在少數東部沿海地區，一些外向型的、附加值比較低的外商投資企業出現了一些向外部轉移生產環節的現象。這是市場機制、市場規律正常發揮作用的結果，是正常的企業生產經營行為。宗長青表示，針對這種轉移的現象，國家在招商引資的政策措施上，在引導東南、東部沿海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向中西部轉移。今年修訂的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就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承接外資產業轉移的支持力度。

“替代者”尚難匹及

近期，彭博經濟研究根據勞工成本、基建、企業環境、金融以及政治穩定度、出口能力、人力資本，比對中國的亞洲出口競爭對手。其中，印度、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名列前五。

印度由于人口優勢排名靠前。到2050年，印度即將取代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印度的工作年齡人口預計將超過10億。印度追趕中國的努力始于5年前，總理納倫德拉·莫迪提出“印度制造”倡議，旨在鼓勵外國公司在印開設工廠。印度政府現階段正在對外資釋放更多優惠政策。今年8月，印度政府宣布，將放寬在零售業、制造業等領域外國直接投資的相關規定。

在印尼，總統佐科維下令推動印尼營商便利條件改善。根據世界銀行不久前發布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印尼在190個受調查的國家或地區中，營商便利條件排在第73位。佐科維希望能在未來提高至第40名。

一家在印尼設廠的機械加工公司負責人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選擇去印尼，緣于市場需求、人力成本等多方面因素。

“我們目前在印尼的客戶最多，需求也最大，國內同類型企業競爭激烈，常常是低價中標，利潤相對低很多，國外市場競爭相對少一些。最重要的是，印尼人力成本較低。工人工資基本是中國一半左右，而操作能力也與中國工人相當。”該名負責人表示。但這家工廠同樣面臨一個問題，印尼當地的鋼材價格比國內高30%-40%。

與此同時，在這些國家重新建立供應鏈、營銷渠道以及各種關系存在挑戰。

“一般來說，往東南亞遷移的主要是服裝、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但印尼技術型人才并不豐富，比如精密機械這一方面的技術工人非常缺乏。我們公司就派遣了國內技術人員在那邊組織生產。印尼并不適合諸如機器人、生物醫藥等科技含量較高的公司發展。在當地，像機器人配件、生物醫藥原材料等相關配套產業幾乎沒有。”上述公司負責人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

彭博社的一項采訪也顯示，在特朗普加征關稅后，一家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的花園和家居裝飾品制造商在美國的銷售下滑了30%，但這家企業并沒有考慮將生產轉移到國外。相反，該公司設法采取其他策略來維持其出口，例如在歐洲申請專利以擴大在歐洲的銷售。這家公司負責人表示，雖然越南的人力成本便宜很多，但用工文化非常不同。“中國工人具有更多技能，并能夠接受加班，但越南的工人就不一樣”。

彭博社稱，中國還保留了其他優勢，包括強大而穩定的領導力、龐大的國內市場以及相對良好的資本獲得渠道。

而印度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優勢被其他因素所抵消，例如基礎設施不足、勞工法規欠缺以及官僚主義盛行等。

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研究員Aravind Yelery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盡管印度的政策推動力營造出良好的生態系統，具有發展成為制造業大國的潛力，但根據過去幾年的經驗，印度的挑戰頗多。

“對于像印度這樣的新興制造業經濟體來說，跟上制造業發展動態相對困難。這與全球需求、波動性、技術等增值相關的挑戰有關。在21世紀，制造不僅涉及工廠車間和批量生產，還與尖端發明和實時部署有關。政策必須更加健全和審慎，以鼓勵國內制造商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在印度，制造業發展的挑戰主要在政策、監管層面，一些實地未解決的困難依然存在。這需要多方協同工作，避免不合時宜的政策冒險。”Aravind Yelery表示。

Aravind Yelery同時指出，“中國制造業規模龐大，其能夠為全球供應鏈提供非常便利的條件。印度目前尚無法實現追趕中國這樣的目標。而且隨著中國中產階層不斷壯大，對高附加值的產品需求不斷增加，加之中國加入各種自由貿易協定，在華發展的空間更大。”

Aravind Yelery表示，中國不斷提高的人力資源成本確實造成一些制造業外遷。這也意味著，更具技能的人力資源能夠更好地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中國在自動化、科技等領域擁有大量的熟練勞動力，任何希望在這些領域發展的外國公司都很容易在中國找到合適的勞動力。

調整供應鏈“天平”

麻省理工寧波（中國）供應鏈創新學院院長郭杰群認為，隨著科技的發展，全球經濟相互依存度很高。在較長時間里，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制造大國地位不會被撼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近乎完整的工業體系及其所展示的龐大的供應鏈能力。

“任何商品都處于供應鏈之中，需要原材料和供應商。不論是從降成本還是增盈利角度，供應鏈都起著重要作用。中國龐大而完善的供應鏈體系使得生產商較為容易地以較低時間或資金成本獲取所需生成原料。任何企業外遷他國的行為，都不可避免地面臨重新調整供應鏈的難題。”郭杰群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

一個案例具有典型意義：紡織品服裝并不在美國對華關稅清單中，但今年中國該類商品對美市場份額卻在下跌，實際上，這幾年來都一直維持著下跌的趨勢；相反，處于美國對華關稅清單中的電機設備卻仍在增長。特意的人為關稅政策雖然的確會影響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但對一個特定產品的影響關鍵還在于該產品的供應鏈結構。

郭杰群表示，就低附加值的紡織品服裝來說，雖然中國原來的出口份額被具有更低勞動力成本的東南亞國家所替代，但該類商品中所依賴的部分上游原料，如專用紡織面料的對外出口卻在增加。原因就在于東南亞國家的供應鏈能力遠沒有中國完善，他們在增加低附加值商品的同時，仍然需要中國提供特定原材料。換一句話來說，貿易戰的一個好的結果是倒逼中國在產品價值鏈中上行。

“反過來看，在全球一體化的環境中，中國也離不開他國。美國對中國貿易戰的持續也終將引起全球供應鏈的重新布局。雖然說，短時間里，大家都因此而受損，但天平在持續的壓力下還是會發生改變。”郭杰群如是說。